滋养亿万国人,历经百年不倒,这家企业靠印书,改变了中国历史 | 正解百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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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说的这家企业有点特殊,它是一家出版社。
如今电子化阅读盛行,纸质书离我们越来越远,出版社日渐声名不彰,俨然成了不为人熟知的存在。
而在百年前,这家出版社闻名全国,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,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。
它就是商务印书馆。
既然名字叫印书馆,商务印书馆到底印了哪些书呢?
商务印书馆传承百年,出版的书籍可谓卷帙浩繁、不可计数,这里且列举三类。
第一类是学术类:
历史课本上提及的严复的《天演论》,便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其实,有过英国留学经历的严复,还翻译了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(即《国富论》)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、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等名著。商务印书馆择其八种出版,称之为“严复八大名著”。
(《天演论》)
商务印书馆还有一套“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”,收录了亚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学》、卢梭的《民约论》、马基雅维利的《君主论》。看看这作者和书名,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大作。
商务印书馆最为现代人熟悉的,还是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”。2017年,商务印书馆为纪念120周年,曾出版一套“分科本”,总计多达700种,所收著作均为世界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。
(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”)
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、最为重要的学术丛书,而且仍在继续出版。
第二类是教材类:
1902年,清政府废除科举,遍设学校。然而,当时的小学教材不过寥寥数本,皆模仿外国,无法满足中国教学需要。
商务印书馆见此情景,筹划教材出版,编出了《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》,引起争购,数月间风行全国,销售十余万册。紧跟着又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学生和教师配套的用书。
(《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》)
到1906年,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102种,由民营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有85种,其中商务版的就有54种,占据半壁江山。
商务印书馆的教材,规模之大,营业之盛,由此可见一斑。
第三类是工具类:
你肯定用过《新华字典》,没错,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。
(《新华字典》)
早在1915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式辞书《辞源》,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。
商务印书馆创下了工具书出版发行史上的众多第一:
世界上发行量第一的工具书——《新华字典》
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——《现代汉语词典》
第一部语文-百科兼收的现代汉语词典——《新华词典》
建国后第一部英语-现代汉语词典——《英华大词典》
建国后第一部中外合作的工具书--《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》
建国后第一部德语-现代汉语词典
建国后第一部法语-现代汉语词典
……
从基础性的工具书、到初阶的教材,再到深奥严肃的学术名著,商务印书馆皆占有一席之地,堪称全能。
谁说印书赚不了大钱?
1897年,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之际,只有3750元资本,4年后,已达5万元,增长了11.5倍;到1914年高达200万元,增长了499倍。
(创立之初的商务印书馆)
17年的时间,资本额平均每年增长29倍多。这样的速度,不但在国内企业少有,国际上也不多见。
再看市场份额,据统计——
清末,中国书籍的营业额每年约500万元,商务印书馆独占30%。
民初,中国书籍营业额每年约为1000万元,商务印书馆独占40%。
(1935年商务印书馆市场占有率)
鼎盛时期,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大出版机构:总人数达到4500人,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,在上海、北京、香港设有印刷厂,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埠设有85处分支馆,在香港、新加坡、吉隆坡也设有分馆。
商务印书馆还是一家庞大的社会文化企业:旗下还有电影公司、机器制造厂、益智玩具厂、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,有幼儿园、小学、师范学校、商业学校、各种函授学校、夜校。
(鼎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)
一家出版社有这样的规模和产业格局,可谓是,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
印书以文济世,名也;卖书财源滚滚,利也。
商务印书馆何以名利双收?
成功的原因在于“人”。
清末民初,出版行业乃完全竞争之市场,要想发展壮大,只能自力更生。这要求,经营者必须既有文化功底,又懂商贾之道。
商务印书馆的历任掌舵人皆是如此。以第二代总经理王云五为例,他既是大学问家,又是大企业家。
1932年“一二八”事变,日帝进犯淞沪,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。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、仓库、编译所及东方图书馆先后被炸,浩劫之后,生机几失。
(1932年,轰炸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)
王云五临危不乱,以“壮士断腕”的方法,先遣散员工,省钱下来重建商务,情况好转后,再渐次召回职工。1937年,全国新出版书籍共9438种,其中商务一家即出4938种。
历经战乱而不倒,创下了商业史上的奇迹。
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,大多领一时风潮,水平极高,这得益于集聚了当时最顶尖的学者。
严复的《天演论》,并非商务印书馆首发。商务印书馆看到后,力邀严复出书,形成一整套的“严复八大名著”,严复后来还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的股东。
商务印书馆还“培养”了一批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:
蔡元培: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,后来,成了北京大学校长
竺可桢: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史地部部长,后来,成了浙江大学校长
朱经农: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哲学教育部部长,后来,成了齐鲁大学校长
周鲠生:担任过商务印书馆法制经济部部长,后来成了武汉大学校长
任鸿隽: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,后来,成了国立四川大学校长
此外,著名的学者郑振铎、历史学家顾颉刚、作家茅盾、社会学家陶孟和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,梁启超、鲁迅、陈独秀等都曾在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发表过文章。
(商务印书馆名人墙)
正是集聚了这些文化巨擘,商务印书馆得以成为文化高峰,进而立于出版业之巅。
回顾历史的长河,商务印书馆成功的另一个秘密,还在于与时代同行,将企业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了一起。
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,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。社会思潮风起云涌,国人急需开眼看世界,汲取世界先进知识的养分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,恰恰迎合了市场需求。
当然,商务印书馆绝非完全出于市场逐利,自创立之始,商务印书馆便确立了“开启民智、扶助教育”的理想和决心。
虽然商务印书馆不曾标榜自己是启蒙者,但是,无论是学术丛书,还是各类教材,都悄然扮演了近代思想启蒙的角色。
《天演论》、《论法的精神》、《国富论》,一批批代表西方先进文化的经典之作,借由商务印书馆,走入国人的视野,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。
煌煌百年,商务印书馆始终占据着思想和文化的制高点,滋养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,改变了中国的历史。
更为难得是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商务印书馆始终保持着严肃、正派、权威,犹如一位稳重的智者,引领着人们沿着知识的阶梯前进。
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,不仅需要创新求变的科技,更需要守正固本的文化。
商务印书馆
大国基石
当之无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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